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，全国各地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。4月12日下午，周恩来总理的侄孙周志勇来汝参加戊戌年中国·汝州周氏汝南堂拜祖大典，接受了《今日汝州》记者的独家专访。周志勇深情地回顾了大爷爷周恩来的谆谆教诲：“按辈分讲，周恩来是我的大爷爷。大爷爷教育我父亲不要总想着当官什么的，就踏踏实实做个工人，做个一般干部就行。所以我们周家没有一个高官，都是踏踏实实做人，本本分分做事。”

“在我的一生当中，总共见过总理3次。当时我奶奶在中央军委是现役军人，在中央军委保育院工作。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到河南焦作以后，我奶奶就跟从我父亲来到河南工作。周总理，我管他叫大爷爷，曾说我奶奶‘你身体不好，就不要工作了，你的养老我负责，你看病我出钱，每月济救50元看病和生活费。'因此，我奶奶没有拿国家一分钱的安置费和转业费。奶奶身体不好，因为有气管炎，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看病，我只有放假才能去陪着。我们家人有十条家规，其中规定上学、工作期间不容许请假。只有寒暑假才能到北京。到北京后，邓颖超奶奶经常在家，我们经常见面，一般我们在招待所休息。有天中午大爷爷（周恩来）回来吃饭，这个印象比较深，因为他不经常回来比较忙，我当时也小，没有感觉总理是国家领导人，也不害怕，就是感觉他是我爷爷，非常亲切。就像一个老人见到小孩，摸摸头抱一抱。因为他没有孩子，我爷是老二，总理是老大。见面最多的就是搂搂抱抱，在他怀里的感觉像对待自己的亲孙子一样。

有一次，当时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吃饭，应该在13岁的时候，我们3个孩子都去了。我和奶奶中午留在西华厅吃饭，吃饭有一条海鱼，有荷叶包的肉，两个素菜，一共4个菜，中午吃的米饭。吃饭的时候,大爷爷周恩来问起来孩子叫什么，奶奶在旁边回答。因为我是1960年出生，当时叫“中印'”。他当时就双手环抱胸前，直接对我大奶奶邓颖超说：“小超啊，给孩子改个名字吧！”我感觉邓颖超真的是不一样，反应特别快，不到3分钟，就给3个孩子名字起好了，这个男孩要有志气有勇敢，就叫“志勇”；我的妹妹，女孩嘛，当时有红卫兵，就叫“志红”；然后弟弟嘛，特别俏皮捣蛋长大让他参军去，就叫“志军”。所以就直接很快的，3个名字就取好了。大爷爷还是这样，抱着双手在胸前笑着说：“这个名字不错。”因为我是个勇，我妹妹是红，我弟弟军，3个字直接连接起来就是勇红军。

大爷爷教育我父亲不要总想着当官当什么的，就踏踏实实做个工人，做个一般干部就行。所以我父亲连个科级什么就不是，我父亲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当过，就是一般干部。我们全家到目前为止，也还没有什么科级干部更谈不到做生意、经商什么的。所以说我们家一直遵循老人家的心愿。我四叔的儿子、我弟弟在北京教育局也是一般同志，大弟弟在北京机场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，所以说老人家的教育在我们这一代、上一代父辈一代就已经深深刻在心中，一直遵循老人家的教诲。他曾经说过，你们谁要错了，以后我就不见你们了，我就不让你到西华厅中南海，你就进不去。爷爷的话影响我父辈，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。我们周家没有一个高官，都是踏踏实实做人，本本分分做事。”

在周家发生过两件大事，一件大事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。而就在周恩来去世前50天，周志勇的奶奶王兰芳去世。另一件大事是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，同年周志勇的父亲也去世了。提起这两个日子，周志勇眼圈泛红。总理生病期间家人去看他，但不让见。周恩来去世时，邓颖超发来电报说，“你们不在京，就不要来了”。

周志勇说，他的奶奶王兰芳是哈尔滨人，她是一名军人。早年曾一度掩护周恩来和邓颖超，因此周恩来特别感谢他的奶奶。1957年，王兰芳随儿子周荣庆(周恩来的侄子)来到焦作，当时周荣庆在北京志愿军医院转业分到当时的汲县(现新乡卫辉市)，后到焦作卫校当宣传干事。奶奶属转业军人，但周恩来一直不鼓励她拿国家的钱。

提起今年3月1日他们一家受到习总书记接见的事，周志勇记忆犹新，“我们是2月22日接到了中共中央文明办的通知，我和母亲于2月28日赶到北京，在3月1日座谈会以前，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并一一握手合影留念。习总书记对周恩来总理的评价是非常高的，从6个方面客观总结了周恩来一生的光辉思想，从他12岁开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，一直介绍了周恩来一生的革命历程。我们作为总理家属感到特别欣慰和高兴。”

牢记大爷爷的嘱托，做一个平凡的人，周志勇一直忠实地实践着。周志勇曾是焦作市城管支队大队长，其母晋菊清至今仍住在一幢年代久远的破旧楼房里，10平方米大的屋子。“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做着平凡的工作，平凡的事。”周志勇平淡地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