渺小与生活
我的大学时光是在华南地区一个二线城市中度过的。大二那年，河北枣强县的父亲突然病重，被二叔连夜开着小货车送进了石家庄的医院。医生说，人送来时血糖已经高出正常值二十多倍。父亲一辈子在农村种地，脾气倔强得很，虽然几年前就查出了糖尿病，但总是摆摆手，说自己又不疼又不痒，吃个哪门子药。他嘴不忌口，酒喝得贼冲，干起活来还玩命，久而久之，病也自然越发严重。这次在医院住了半个月，才勉强保住了性命。因为母亲和叔伯的隐瞒，父亲出院后我才知道了这件事。那时学校的新校区刚刚竣工不久，我们提着被褥脸盆之类的家当，从繁华的市区中心，搬到了南部一个偏僻的经济开发区。叔伯一直在叮嘱我要尽快适应新环境，努力学习，不用担心父亲，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。我并不信他们的话，心里总忍不住闪现出生死的念头。但我能够做的其实并不多，只有期盼这一学期快点结束，然后买一张最早的火车票，回家亲眼看到一个完完整整的父亲。
新校区的荒凉在某些程度上甚至加重了我的心病。校门之外空空荡荡，南边是一片菜地，北边是一条臭水河。东西两侧零星点缀着两排新建的小时房，彼此隔着一片空荡的校园，相互遥望。永不停息的巨型货车来来往往，将所有一切不搭边的东西，勉强缝制在了一起。到了冬天，尤其是深夜，这里要比市区冷上至少一件毛衣的温度。有时候晚上心情烦躁难耐，我就裹上厚衣服，一个人走出来，坐在空地里，点上一支红梅。郊区的星星特别亮，一颗一颗的，彼此分明，都能数得过来。我的心被揪得老高，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，第一次感觉自己的渺小与生活的无奈。
大二的我第一次陷入了爱情的苦恼中，这让我的生活更加难熬。我在学校的话剧社里认识了文学系的一位姑娘。她总喜欢穿一件白色的体恤衫，搭配着瘦长的牛仔裤，头发偶尔会遮住一半眼眸，有一刹那，我觉得那里面藏着我所有的爱恋。但我不敢声张，想起家中病重的父亲，我更会尽力避免这种情感。
只有在排练中，我才敢见缝插针地将自己敞开一点缝隙，放内心中的野马出来透一口气。当时我们排演的是一部法国戏剧，在剧中我们饰演两个被监禁的游击队员，在临刑前表露出彼此的爱意。第一次联排时，我站在俄语学院的教室里，对她说：“哦，吕茜小姐，我是说，我曾对你隐藏的爱恋，此时此刻，都要说出来了，是的，我爱你！”伴随着生硬浓重的戏剧腔，我的眼泪都要掉出来了。想必她并没有察觉到这一切吧。
除去每周的排练，我还可以在公共关系导论课上遇到她。当时我们都选了这们课程，于是每次我走进教室，都会禁不住寻找她，然后隔着几排座椅，静静坐在她的后面。阶梯教室像是一条缓行的河提，我在上游，像河岸上一棵直立的树，她有时梳起的马尾，像一朵绽放的遥远的不知名的，我想要闻到气息的花。
年末将至，话剧社演出在即，定妆照的海报已经做好了。我怀着私心，接下了取海报的任务，偷偷多洗了一张她的照片，照片上她清瘦的恰当好处，嘴角上扬，比出标准的茄子口型。我把照片偷偷地藏在了枕头底下，但我不敢轻易的看，我害怕一种莫名的负罪感，和一颗蠢蠢欲动的心，在失眠的夜晚彼此厮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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